TOM生活:免费a级黄色毛片-叩问2024｜联合国前气变助理秘书长警告：人类社会就像正朝冰山驶去的“泰坦尼克号”
【编者按】
2024年，我们目睹了一连串的“拍案惊奇”——俄乌冲突的战火延烧了两年多之后，乌克兰突然攻入了俄罗斯境内，至今俄军仍未击退攻入库尔斯克境内的乌军；特朗普与死神擦肩而过，陷入巨大压力的民主党临阵换将，却依然没能挡住他横扫七个摇摆州，以及共和党将参众两院“翻红”；以色列把古早的传呼机变成了暗杀黎巴嫩真主党领导层的武器，令全世界都震惊于这种手法背后潜藏的“供应链战争”的可能性；临近年末，韩国经历了一场“闪电式”戒严，而千里之外的叙利亚阿萨德政权也以出人意料的速度崩塌……
这个列表还可以继续写下去。
回顾这充满“惊奇”的一年，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国际新闻中心推出“叩问2024”年终系列报道，与国内外重要的思考者们对话， 叩问波诡云谲的世局变幻，寻绎时代车轮前行方向的线索。
地球正在向人类发出一个重要信号：出问题了，有些事需要修正。这样的信号不是只出现在某几个地方，而是无处不在，体现在各种维度上，比如洪水、干旱、火灾、海平面上升等。
“世界正走向一种我们尚未准备好的局面。这很像正朝着冰山驶去的泰坦尼克号。”联合国前气候变化助理秘书长亚诺什·帕斯托（Janos Pasztor）说。
联合国前气候变化助理秘书长亚诺什·帕斯托（Janos Pasztor）
根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的最新报告，2024年全球年平均气温相较前工业化时代已上升了1.3℃。这听起来微不足道，但帕斯托等环境与气候专家明白，温室气体浓度每上升百万分之一、温度每升高0.1℃，都会对人类、地球生态系统和经济产生深远影响。
据世界气象组织（WMO）分析，即将过去的2024年有望成为有记录以来最暖的一年。而这也是极端天气事件频发的一年。2月，美国和加拿大各城市出现创纪录高温，得克萨斯州遭遇史上最大野火；6月，印度遭遇史上最长时间的极端高温，局地气温突破50℃；10月，西班牙“世纪洪灾”导致200余人遇难。
当地时间2024年2月26日，美国伊利诺伊州芝加哥，气温攀升至71华氏度（约27摄氏度），民众在密歇根湖中游泳。视觉中国 图
然而，人类社会并没有对此作出足够积极的应对。由于紧张的地缘政治局势，2024年11月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9次缔约方大会（COP29）没有达成预期结果，发展中国家对商定的气候融资目标产生巨大不满。紧接着，在联合国国际法院12月初举办的气候变化听证会上，同样充满狭隘的论调。“我们做得不好。”谈及2024年全球总体的气候行动时，帕斯托遗憾地评价道。
当地时间2024年3月3日，美国得克萨斯州，安吉·霍奇斯在被大火烧毁后的废墟中寻找物品。视觉中国 图
UNEP预测，如果继续保持现状，全球气温到本世纪末可能最终会上升2.6℃到3.1℃，热浪、暴雨、旱灾等极端天气事件的频率将大增。
当地时间2024年3月19日，越南槟椥，一名男子顶着塑料桶穿过一个干涸开裂的池塘。视觉中国 图
如果依靠各国的减排行动，最终也无法遏制全球变暖的趋势，我们还能怎么办？
帕斯托提到了“地球工程（Geoengineering）”的概念。地球工程旨在抵消部分全球变暖的影响，主要采用的技术有两种：一种是碳移除（Carbon Dioxide Removal, CDR），指移除大气中过量的温室气体；另外一种是太阳辐射修正（Solar Radiation Modification, SRM），即通过降低地球对太阳能量的吸收来抵消温室气体的增温效应。
当地时间2024年6月22日，印度阿姆利则郊区，一名男子和他的孩子在炎热的夏日里洗澡。视觉中国 图
早在2017年，帕斯托已经在纽约启动了卡内基气候治理倡议（C2G），探讨和推动关于地球工程的全球对话和治理框架。他认为，如果《巴黎协定》的减排目标无法实现，全球可能需要考虑利用“太阳辐射修正（SRM）”技术，将部分入射的太阳辐射反射回太空，从而降低地球温度。SRM包括多种技术，如平流层气溶胶注入、海洋云增亮，以及地面和海洋的反照率修改等。
不过，SRM之类的技术手段仍充满争议，帕斯托也承认这只能够作为补充措施，要想减缓乃至解决全球变暖问题，必须减少至零碳排放。即将迈入2025年，世界又将面临莫测的变数。即将走马上任的美国总统特朗普，鉴于其从前的所作所为，可能会对全球气候进程产生不利影响。COP30预计在巴西亚马孙雨林中部的一个小镇召开，这样全新的地点或许预示着新的变化和机遇。而中国，不只是新能源行业，2025年也将迎来全新的挑战。
以下为帕斯托接受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专访内容
整个地球系统都在报警
澎湃新闻：对于2024年全球气候变化以及应对行动的进展，你总体的评价是？
帕斯托：目前，全球年平均温度已经比工业化前水平高出1.3℃，这不是个好现象。这个数字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在今年10月发布的年度《排放差距报告》相吻合，这是很糟糕的，因为气温上升1.3℃产生的影响已经非常显著、非常严重，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是灾难性的。报告还提到，根据各国现有的计划，全球气温可能会比19世纪中叶上升2.6℃到3.1℃。你可以想象这将带来多么大的影响。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其他地缘政治变化。比如新当选美国总统的特朗普，他说他计划采取一些行动，而这些行动会对气候产生负面影响。因此，对于2024年的总体气候变化和行动情况，我认为我们做得不是很好。
澎湃新闻：你觉得过去一年最令你鼓舞的事情是什么？最令你失望的事情是什么？
帕斯托：当我们回望2024年时，肯定会看到一些好的变化。其中一个例子就是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汽车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持续良好发展。我们必须看到这些明显的进步，虽然还不够，我们还需要继续努力。
至于令人失望的事情，其中之一是COP29，它没有取得它需要或应该取得的成果。但令我更加沮丧的其实是联合国国际法院（The Hagu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发生的事。国际法院正在荷兰海牙举行气候变化听证会，但与会各方没有用更开阔的视角来看待气候问题。所以我感到非常失望，我本来希望这场听证会能做得更好。
澎湃新闻：越来越多的极端天气事件正在成为一种常态，你认为这对于人类社会来说意味着什么？
帕斯托：宏观来看，不可否认的是地球正在向人类发出一个重要信号：出问题了。这样的信号不是只出现在某几个地方，而是无处不在、体现在各种维度上，比如洪水、干旱、火灾、海平面上升等。整个地球系统都在告诉人类有些事不对劲，你必须去修正。
但全世界政府、非政府组织、学术界和私营企业的领导人，对这个问题的讨论还不够。他们在谈论减少排放，却没有认真讨论全球变暖的情况和它将产生的影响。这意味着世界正走向一种我们尚未准备好的局面。我不想过度担忧，但我觉得这很像正朝着冰山驶去的泰坦尼克号，我们需要做点什么，但我们醒悟得太晚了。这就是现在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事情。
要应对气候变暖的影响，我们能做的并不多。一是我们必须更加适应气候变化。但我们也必须认识到，正如 IPCC（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所明确指出的，气候适应有其局限性，并受到技术、经济、文化和财政等方面的制约。
其二，人们可以做的另一件事，是开始考虑“太阳辐射管理”，或称“太阳能地球工程”，即通过平流层气溶胶注入等新兴技术来直接冷却地球。它的原理是改变地球的反照率，将更多的阳光反射回太空，从而使地球温度降低。
最大障碍是政府不愿合作共进
澎湃新闻：刚刚结束的COP29上的融资结果让许多发展中国家并不满意。你是如何看待的？
帕斯托：你说“很多”发展中国家不高兴，我觉得应该是“大多数”。COP29也被称作“气候融资大会”，发展中国家要求富裕国家每年向他们提供1.3万亿美元（约合9.42万亿元人民币），以支持气候行动，但大会最终商定的结果是到2035年以前，发达国家每年提供3000亿美元。甚至如果仔细研究细节，会发现还不到3000亿美元。这个数目显然是不够的，我们需要做更多事情。
但我们应当认识到，COP不只是一个进程，也是一场集会，各国政府在这场集会上决定他们愿意一起走多远。人们经常说我们必须修正COP、改进COP，我完全支持这一点，但COP中最重要的问题不是政府间进程的建立方式，而是各国政府根本不愿意走得足够远。无论建立什么样的进程，如果他们不愿意携手前行，他们就不会履行。最大的障碍是政府不愿意合作共进。
因此，尽管我们绝对要改进COP进程，我们也要认识到，主要问题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巴黎协定》缔约方的意愿。COP的投票制度规定，一切行动都必须通过协商一致才能实现，但这很困难。需要给各个国家施加自下而上、自上而下和横向的压力，促使他们完成必须做的事情。
我想谈一个有争议的话题。我认为不能将石油出口国排除在气候变化协议之外，因为他们的整个经济都依赖于石油出口。我们必须找到与它们合作的方法，在一定程度上摆脱化石燃料、实现转型，也许还能让他们也实现发展目标。我们应该让它们也参与进来，一起找到前进的不同方式。
澎湃新闻：今年许多欧美国家都对中国的新能源产品进行了制裁，关于“产能过剩”的话题非常热门，作为在中欧之间的观察者，你认为我们应该如何来理性看待这一事件？中欧如何进一步发展合作？
帕斯托：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需要不同国家进行更多思考、反思和行动才能解决。我认为有一些事实是清楚的。
第一个事实是，世界需要更多价格低廉的新能源汽车，因为我们希望人们抛弃油车，改用新能源汽车。而中国在这一领域遥遥领先。前几天，我看了世界上最大的新能源汽车生产商名单，前十名中有八家是中国公司。这就是现实。
第二个事实是，每个国家都在以不同的方式“投资”或“补贴”。看看十多年前，德国为引进光伏技术提供了大量补贴，使德国的光伏行业在当时取得了巨大的增长。美国著名的IRA法案（Inflation Reduction Act，《通胀削减法案》），实际上是对美国新能源行业的补贴。
第三个事实是，在美国和许多欧洲国家，汽车制造是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这些行业因为低价进口产品而崩溃，该国的经济就会随之崩溃。这是一个真正关键的问题，是一种合理的担忧。
这些观点都是合理的，所以必须找到一种方法，建立一个沟通机制，有一个为此而设立的机构，那就是世界贸易组织（WTO）。这个多边机制设立的目的就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我很高兴听到中欧冲突正在世贸组织解决，我希望中国和欧盟都能充分利用这一进程，提出某种解决方案，满足上述所有事实。
特朗普上台不会改变世界前进方向
澎湃新闻：特朗普即将上任，对于全球气候变化来说，您认为会带来怎样的影响？许多人都对此表示担忧，您是怎么看的？
帕斯托：我不想讨论特朗普的全部政治议程，但我想重点谈谈气候问题。从他在第一个任期内的所作所为、他在竞选期间说的话以及做出的种种任命来看，我认为可以公平地说，特朗普上任对气候的总体影响将是负面的；同样需要明确的是，特朗普当选总统这件事固然可能会放慢世界行动的脚步，但不太可能改变世界向低碳与零碳世界前进的这个大方向。
然而，在我们需要加快速度的时候放慢速度就成了问题。
就像美国环境学家和记者比尔·麦克基本 (Bill McKibben) 所说的：“在气候变化的背景下，慢慢地赢其实就是输。”
首先，我认为特朗普的上台将对全球气候变化产生直接影响，因为美国极有可能再次退出《巴黎协定》。这不仅对美国，也对《巴黎协定》的进程产生了直接且负面的影响。此外，还有关于美国将退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整个协议的传闻。据我所知，从法律上讲，这种情况将更为复杂。让我们拭目以待。
另一个方面是，减缓《通胀削减法案》的行动会对美国产生直接影响。我不认为有任何观察家相信特朗普能够彻底废除《通胀削减法案》，但他可以放慢法案的实施进程，这意味着排放量不会像计划的那样减少，它们甚至可能会增加一点。
间接影响也非常重要。所有国家都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巴黎协定》的缔约方。一些国家，尤其是那些持观望态度的国家，并没有非常坚实的气候战略，当这些国家看到美国正在做的事情时，他们可能也会 “嘀咕”，并认为 “哦，好吧，我们不会走那么远，我们必须后退一点。”即使不是每个国家都会这样做，这也足以对一些国家产生非常不利的影响。
此外，有迹象表明，特朗普政府实际上还打算退出一些其他的国际协议，如卫生组织和人权组织等。如果这种情况真的发生，那么就代表美国向世界发送了一个非常消极的信号：他们并不关心国际协议。而这可能会对相关一系列事情产生极其消极的影响。
该考虑采用新技术为地球降温了
澎湃新闻：对于中国在气候变化应对当中发挥的作用，您有怎样的评价？
帕斯托：中国已经做了很多，我认为我们应该祝贺中国所做的一切，因为它已经实现了自己设定的所有目标。中国在太阳能、风能、电动汽车、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取得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发展。但和其他所有国家一样，中国还需要做得更多。
现在的情况是，美国正在后退，正在放慢脚步。这或许正是中国向前迈进、成为气候变化领域无可争议的全球领导者的时刻。我认为中国现在至少可以通过考虑四件事来做到这一点。
首先，中国必须提高自己的雄心，要发挥领导作用，让其他国家也可以效仿中国，促成更多的行动。
第二，中国可以通过例如“一带一路”等倡议，为其他国家，尤其是全球南方国家的发展提供资金和低碳零碳技术方面的支持。在“一带一路”倡议中，许多国家的环保标准没有中国高，这对中国来说是一个与其他国家合作的好机会，可以帮助它们在环保方面向前迈进。
第三，中国现在已经拥有了十分卓越的科学技术。因此，中国可以在许多领域鼓励更多的技术创新和发展。不仅仅是光伏和电动汽车等相对简单的内容，人类需要在其他更困难的领域有所突破。食品议题就是一个大问题，如果中国能够在国内外鼓励不同类型的农业和食品系统的发展，将食品生产从以肉类为基础转向以植物和微生物为基础，那么这将对人类的未来产生巨大影响。
此外，由于人类无论做什么，地球都会变得更热。因此慎重地说，我认为现在已经到可以考虑采用新技术为地球降温的时候了。中国可以在这方面发挥领导作用，汇聚顶尖科学家，集中力量进行研发，以确定某种技术是否可行，以及这样做的风险和益处。
中国有一定的能力，只是需要让力量汇聚起来，“劲往一处使”。我认为中国能够在上述的四个方面提供世界所需的全球领导力。
澎湃新闻：您提到可以考虑“采用新技术为地球降温”，这个技术具体将如何发挥作用？会遇到什么样的风险？
帕斯托：洪水、火灾……现阶段已有数千人因此意外丧生。我们不难想象，如果平均气温不是上升1.3℃，而是上升2℃、2.5℃或3℃，情况会是怎样？气温会升高已成共识，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减排和除碳，但这需要很长的时间。在此期间，生态系统、世界经济、人类生活等都将直接受到许多可怕的、重大的甚至是灾难性的影响。我们有一种可以用来降低温度的技术，这样世界在减少排放的同时就不会受到这些影响了。
事实上，使用SRM技术并不是解决气候危机的办法，唯一的解决方案是将排放量减少到零，然后变为负值。但这并不是短短几十年就可以完成的，可能需要几代人的努力。如果我们在减排的过程中能够成功将全球温度控制在一定水平，那么至少可以规避掉气候危机对人类社会造成的灾难性影响。
改变太阳辐射同样伴随着风险和潜在的负面后果。天空的颜色可能会有所变化，虽然变化不大，但将导致光线更加散射。这种变化可能会对光合作用产生影响，影响不一定是负面的，具体取决于注入气溶胶的材料类型。此外，这种做法可能会对臭氧层造成损害，并可能导致酸雨问题。
当注入平流层气溶胶时，其影响将是全球性的。不过不同地方受到的影响程度可能不同，一些地区可能会变得更冷，而另一些地区则可能变得更暖。随之产生的一个关键问题是，我们该如何安置那些因此而处境恶化的人们？换句话说，我们需要采取哪些治理措施来确保这些问题得到妥善解决？
此外，还有两个重要的风险需要我们关注。假设你有致力于改变太阳辐射的意图（哪怕还没有实际行动），这是否就能减轻社会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所面临的压力呢？这涉及到所谓的道德风险问题，是一个需要通过适当的治理结构来解决的真正问题。
关键点在于，不改变和改变太阳辐射同样有风险，我们必须比较这两种选择的风险，评估哪种选择对未来更有利或更不利。这就是我们在SRM技术方面面临的挑战。我认为这是一个有很多潜力、也应该被充分利用的领域。为此，我们需要进行更多研究，更深入地了解所需技术。因为只有这样，社会才能做出是否采用这类技术的明智决定。
当下我们最迫切要做的是什么？
澎湃新闻：明年的巴西气候大会。被认为是一个关键的节点，您对于这次大会有怎样的期待？
帕斯托：我认为巴西对第30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30）抱有很高的期望。长期以来，巴西一直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进程中的积极支持者。卢拉总统在之前和当前的任期内都着重强调了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性。在生物能源、低碳和零碳生物能源系统等领域，巴西在某些方面一直处于领先地位。因此，从多个角度来看，巴西这个国家自身都为气候变化议题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背景。但同时，巴西也是一个石油出口日益增长的国家，这也是背景的一部分。因此，巴西将如何具体处理气候问题，我无法预测。
现在，如果你回顾一下COP29，会发现它是一个金融向的大会，它处理了一些金融问题，但它并没有真正解决这个问题。因此，由于没有得到妥善解决，问题还会卷土重来，在巴西贝伦举办的COP30也将成为一个金融大会，因为它必须回到相关的问题上来，同时，许多国家也希望在这方面能有更明确、更具雄心的内容。
第二点与核心挑战有关。我们不能忽视，缔约方大会的核心目标之一是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请记住，《巴黎协定》要求各国制定各自的“国家自主贡献”（NDCs），也就是他们的“气候行动计划”。按照协定，每次各国提出新的国家发展计划时，都应当体现出更高的信心，即计划应该比前一次更加积极。然而，目前我们还没有看到这样的趋势。
因此，明年年初，各国发布新一轮国家发展计划的时刻将非常关键。届时，各方将有机会在第30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30）上进行审查。这对气候行动意味着什么？国际社会需要采取哪些措施来进一步提升目标？在我看来，这是巴西将面临的最大挑战，我们将密切关注巴西总统及其领导层将如何应对这一挑战。
我想讨论的第三个问题有关COP30的举办地。巴西选择在亚马孙河中游的城市贝伦举办COP30，但据我所知，贝伦是一个只有三家酒店的小地方，要在这样一个城市举办预计有八万人参加的大型会议，在物理上就是不现实的。巴西对于如何解决这一问题提出了多种方案，我们还需等待最终的决策，但有一点显而易见——贝伦无法容纳八万人。而这将对整个大会的筹备和推进产生影响。
许多人都曾指出COP大会规模过于庞大、需要以新的方式进行缩减，现在看来，COP30将成为一个必须考虑缩减规模的会议。我认为这是一个令人激动的时刻：大会地点这一简单的自然条件限制可能会促使一些决策的产生，进而改变整个大会的组织方式。我预计COP30将会与以往的COP会议有非常显著的不同，让我们拭目以待。
澎湃新闻：目前为止全球温室气体的排放仍在上升。您认为如何才能尽快扭转这一趋势？您认为当下我们最迫切要去做的是什么？
帕斯托：短期内，我们可以迅速在这两个方面采取行动。一个是甲烷。甲烷是一种重要的温室气体，我们可以通过一些努力来迅速减少甲烷的排放，这将有助于缓解当前紧迫的形势。
另一个是至关重要的二氧化碳。虽然目前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都建立了自己的新能源系统来满足能源需求，但这些系统并没有大幅减少生产生活中对化石燃料的依赖。因此，关键在于直接解决化石燃料的主要使用者所面临的问题，并观察他们如何进行改变。这一挑战非常巨大，因为它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更是一个涉及社会经济的问题。我们需要与煤矿工人和地方政府进行沟通，并确保能源和电力供应的稳定。
我认为，这个问题的复杂性要求我们采取更加综合的解决方案。特别对于煤矿工人，我们不能简单地要求他们停止采煤，而必须投入资金和时间来为他们提供新的就业机会和再培训。如何将减少化石燃料的使用视为一个社会问题而非单纯的技术问题，并切实地采取措施，是我们需要完成的重要任务。
